南昌：取消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

在此提到中国进入，意在提示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一种知识在中国仅仅被理解为了是什么，没有被理解成为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被理解为一种中国语境中的论说资源，那么，这种知识实际上是没有实现中国进入。

法学方法论本身应该包含本体的内容，纯方法而方法只是作为方法的偏好，对解决法学问题本身是难具有价值的。[41]法学方法论因此围绕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因为，司法裁判的个案正义性问题涉及到整个法律秩序的问题，涉及到裁判的整体问题，对此类问题的解决远不能仅以个案的正义问题进行思考。内容较比法教义学就是法学方法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也如梁慧星教授所言，与我国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更为薄弱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仅是根据立法目的进行法律解释就能完成的过程，也不仅仅是根据大、小前提导出法律推理结论的单纯的形式逻辑推演活动，而是一个包含认知、心理、情感、逻辑等各种因素的复杂思维过程。但拉伦茨方法论所具有的观点，使得方法论盲目飞行，不能实现方法论所应该具有的客观性，也不能在方法论中有效实现法官裁判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在理论的探讨具有远见卓识，我们称其为理论家，在实践方面的精炼与游刃有余，我们称其为实践家。其三，事实认定是清楚明确的。还可参见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74, p. 93。

其二，在第一个内容的基础上，又次一级的诸项法律概念进行分析，比如，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等，而且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44〕奥斯丁没有反省这里的理论困难。像他所反对的他者一样，他也依然是在提示应当如何?ㄒ嗉唇????蜃魑?曜迹?Ｈ欢??颐怯Ω每闯觯?映Ｊ兜母惺芊矫胬此担?滤苟〉墓勰罨蛐硎浅闪⒌摹Ｒ蛭???诮彩龇?墒抵ぶ饕宓墓适拢??谒得髯魑?抵た蒲У姆ㄑВ?绾尾拍茉?滴鹊保?窃谒得鳎?挥性诜ㄑУ男鹗鲁【爸星宄?哂形蟮甲饔玫乃?健坝Φ贝嬖诘姆ā保??煽蒲У拇嬖诓拍苁怯懈??摹６?遥??瓜蛭颐翘岢隽苏庋?挠辛Ψ次剩何?裁粗挥蟹?芍?獾亩?鳎?拍艹晌?肮?秸?濉钡谋曜迹???杀旧聿荒艹晌?课?裁粗挥辛硗獾乃?撸?拍艹晌??伤?ψ裱?谋曜迹?拍艹晌?胺?墒欠窆?秸?濉钡谋曜迹???扇床荒艹晌??咚?ψ裱?谋曜迹?晌?八?呤欠窆?秸?濉钡谋曜迹??斯??脑?颍俊?0〕这是对法学应然话语（discourse）的要害的严厉瓦解（即使我认为这同样是对功利标准理论的严厉瓦解）。〔27〕 应当存在的法的提出，是一种标准的提示。

功利原则，可以诊断社会的疾病，同时，可以诊断我们对社会进行观察而产生的思考疾病。〔45〕作为一个学科知识建构的目的，立出标准、划出界线，是为了提供一个社会接受的尺子理论，从而希望人们依据尺子剥离人们自己视域中的不同现象。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强暴者的威吓比如抢劫的威吓，也是一种逼迫。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奥斯丁的论证逻辑起点恰恰在于语言的正常使用。概括来讲，批评主要是围绕如下几个层面展开的。通过语言的正常使用，奥斯丁论证了何种法律思想是正确的，何种法律思想是错误的。

奥斯丁早已揭露了这里的关键问题。〔5〕 被称作法的对象，究竟具有怎样的基本特质？这是前现代以及现代法学学科的主要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奥斯丁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文本中严厉批判了与己对立的观念。第一，奥斯丁式的法的定义，似乎只能说明部分的法律现象，尤其是义务性的法律现象，而无法说明授权性质的法律现象。

三 前面，简略地概述了《法理学的范围》的基本思想。在法学的语境中，起点就是阐述法的特征，起点就是确定法的概念。

〔27〕 参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85。尽管《法理学的范围》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后来的大量学者对其提出了各方面的批评。

〔20〕仿佛，这门学科从未成为过一门合格的学科。〔1〕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分析法学的原创意识可以在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述，尤其是1970年出版的边沁的《法学概论》（Jeremy Bentham, Of Law in General, Herbert Hart, ed. The Athlone Press, London:1970）中发现，甚至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述比如《利维坦》（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原创意识。他的理论，概括地说，基本体现在《法理学的范围》之中。其实，奥斯丁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准确意义上的法和非准确意义上的法之间，划出界线。〔46〕法律争议不仅会出现在疑难纠纷中，而且会潜在地隐藏在简易纠纷中。如果我们记住了实际存在的法和应当存在的法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会实证地、客观地、中立地观察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就会知道法律科学的特质，以及其与伦理科学之间的分界，法理学的范围这一问题，从而部分地迎刃而解。

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于观察、解释、分析和廓清外在的实际存在。强暴者的威吓，也是可以针对许多人的，并且也是可以以普遍的方式作为表现的。

例如，英国学者W. L. Morison专门撰写了《约翰·奥斯丁》（W. L. Morison, John Austin, Edward Arnold,London: 1982）。这对于某些义务性的法律规定而言，是十分准确的。

法正是由此获得了真实的意义。〔34〕这一命题至今是人们难以回应的一个法学猜想。

奥斯丁发现了这里的立场难题。他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意味着相对义务的法律的存在。自然，批评性的意见，终归是一种意见。因此，清理的任务，必须列入议事日程。

〔6〕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79, 89, 91, 330? 〔7〕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92—93,96? 〔8〕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89 ? 〔9〕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91，178? 〔10〕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91—93? 〔11〕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96，97? [12〕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89? 〔13〕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 178—179?这里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奥斯丁提过命令的制定者可以是政治上的绝对优势者，也可以是政治上的次等优势者，也可以是享有法律权利的个人。从中，我们应该体会分析法学的方法起点，应该欣赏步步衔接的逻辑推论，应该品味渐次深入的思考开掘。

在法理学的范围中剔除应当存在的法，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命题。这一文本，是纲领性的旗帜性的文献。

奥斯丁在自己推论中，很大程度上将这一前提自觉地呈现在读者的视野中。于是，伴随本质主义的信念，同时，基于自己的相信，法一词的使用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在论述法律现象的时候都在陈说法的性质（nature），以及意义（meaning）。

〔10〕就法律而言，知道了命令，也就知道了义务，也就知道了制裁，反之亦然。随着思考范式的变迁，我们会对奥斯丁的法理学观念产生新的解读和意见。从创世纪开始至今，在一个法院里，没有听说过以上帝法作为辩护理由或请求理由，可以获得成功的。奥斯丁说明了某些类比式修辞活动产生的缘由，参见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pp. 206—208。

〔33〕 参见刘星：《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以下。毕竟，众多后来的崇尚分析法学的学者，首先是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原典中获得思想的。

奥斯丁批判了布莱克斯通的思想、〔21〕格劳修斯的思想，〔22〕甚至批判了霍布斯的思想，〔23〕以及边沁的思想。〔44〕 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33页。

其实，即使没有作出明确的义务规定，授权性质的法律，依然是在提示他者具有不得阻碍权力和侵犯权利的义务。所以，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意识到，进入政治伦理的叙事战场不是奥斯丁建构法理学的目的。